严益唯:如何结构性地为本土教练创造机会?

严益唯12-19 17:18

nba直播记者严益唯述评

足协副主席许基仁近日称,足协将为本土教练创造更多机会。这句话很动听,但放进职业足球的现实里,它更像是一个努力方向,而不是本土教练现实意义上的“通行证”。因为机会从来不是口头承诺就能生成的,它要靠岗位供给、赛事供给、治理体系、资源投入与评价机制一起“长”出来。换言之,机会既是岗位的竞争,也是赛事供给与治理体系的托举,更取决于资源投入与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。

摆在台面上的数字足够冰冷:238名职业级教练,对应56支职业队。更何况,中乙24个主教练岗位的竞争面更广——中国足协在册的A级教练多达1253名,同样可以参与中乙主教练岗位竞争;再扣除外籍教练占位,本土职业级教练能独立执掌职业队的席位就更显稀缺。“拿到证”并不等于“拥有路径”,“上岗”更像一次被动的临场派遣:救火、接盘,在结果导向与舆论的夹缝里赌一把运气。于是关键从来不是“给不给机会”,而是:机会如何被结构性创造?本土教练又靠什么把机会抓在手里?

nba直播的播客节目《足球益见》近日邀请职业教练朱炯谈这个话题。他的回答朴素,也冷静:去青训,去犯错,去积累。朱炯不是“讲道理的旁观者”——他既在青训体系里长期执教,也在顶级职业联赛一线队长期承受结果导向的巨大压力;更重要的是,他曾在职业队首个主教练赛季就完成冲超,这让他对“高压下如何带队、如何承担结果”有更具体的经验底座。同时,他在年轻球员培养与上升通道的衔接上积累了丰富实践。也正因此,他所说的“从青训开始、在犯错中成长”,更像一条被职业环境反复检验过的成长路径。这份“现实压力”,正来自当下足坛普遍的短周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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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弗格森、温格那样长期执教一家俱乐部的情况,更容易建立在相对稳定的治理结构与更缓慢的舆论环境之上;而在当下,成绩的经济后果被放大,联赛里每一个积分都差不起,管理层的耐心也更短。于是全球足坛更像进入“短周期”时代:俱乐部更倾向用换帅来换取立竿见影的止损与反弹,任何一次连败、更衣室波动或用人失误,都可能迅速终止一个教练的上升曲线。职业队越来越不愿为“培养教练”买单,它只购买“立刻兑现的结果”。更现实的是,资源投入与预算差距会直接影响俱乐部的目标设定与容错空间:越是资源紧张的球队,越容易把教练变成最先被问责、也最先被更换的那个人。

一个更现实的判断因此浮出水面:本土教练真正更容易抓住的机会,往往不在职业队一线,而在更底层的训练场与梯队联赛。因为只有在那里,才有相对可承受的试错空间:练战术、练沟通、练管理、练识人与用人,也练如何在资源有限时把球队带向可执行的秩序。所谓“教练成长”,本质是一个反复验证与修正的过程——没有试错,就没有方法论;没有方法论,就难以在职业队的高压环境中稳定输出。

但青训这条路也有硬约束。朱炯提到,如今青训的规模与质量比他2000年带队时已有明显进步,比赛数量与质量都有起色,但与欧洲等足球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。这种供给的相对不足不仅会让球员基础相对薄弱,也会反噬教练成长:比赛少、强对抗少、风格多样性不足、体系训练与数据反馈缺位,都会让教练缺少足够样本去打磨训练细节与临场决策。换言之,青训不仅决定“能不能出好球员”,也决定“能不能出好教练”。教练的能力同样需要高质量对局与长期训练实践来“喂养”。

更尖锐的命题在于:如果青训的规模与水平是天花板,那么本土教练的天花板也会被一起压低。因此,“与外籍教练竞争”最终仍要靠实力说话,而不是靠一句“创造机会”。机会可以打开职业合同的大门,但门后的考核是冷冰冰的:训练质量、比赛表现、更衣室管理、战术迭代、与俱乐部目标的匹配度。职业足球从来不缺“上任声明”,缺的是“持续交付”。

那么,本土教练该怎么把握那极少数机会,在窗口期到来时真正走上职业队主教练岗位?至少有三层逻辑。

第一,靠“可迁移的基本功”,而不是追逐某种战术潮流。阵型可以变,打法可以换,但训练组织能力、比赛拆解能力、临场应对与沟通管理能力,是跨球队、跨环境都能迁移的硬实力。朱炯强调“犯错中成长”,说的正是把错误变成可复用的经验:为什么错、怎么改、下次如何更早识别风险。能把“教训”沉淀为可复用的方法论,才是教练的专业化。

第二,靠“路径经营”,把青训与助教经历转化为可被看见的履历与作品。现实里,很多本土教练并非能力不足,而是缺少被系统性展示的渠道——稳定的平台、长期项目与连续样本往往都不够。青训与助教不是“熬资历”,而是“做作品”:让一个梯队形成清晰风格,让位置群出现可见的进步曲线,把球队从混乱带到秩序,这些才是未来争取一线机会时最硬的谈判筹码。近期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些本土少帅,早期往往都经历过梯队执教或助教岗位的积累,被足协体系或俱乐部管理层“看见”,随后才接到独立执教的机会。

第三,靠“与体系共同进化”。当俱乐部容错变小,教练单点突破的难度会越来越大。教练能否抓住机会,不仅取决于个人,也取决于俱乐部是否具备基本的专业治理:体育总监体系、球探与数据支持、医疗康复与体能保障、青训与一线衔接机制。如果俱乐部把教练当作“唯一变量”,那教练就成了随时可替换的减压阀;如果俱乐部把教练当作“体系节点”,教练才可能获得合理的试错空间与迭代周期。

因此回到标题,“如何结构性地为本土教练创造机会?”答案不只取决于足协的决心,也不只取决于教练个体的努力与选择,而在于:一套能在高压环境下仍然有效的专业能力;在青训与助教阶段完成足够的试错与沉淀;把经历做成作品,把作品变成口碑;以及整个足球生态是否愿意用更长期的视角对待教练成长。

足协的承诺可以是起点,但不该成为终点叙事。真正决定本土教练命运的,是机会如何被结构性“供给”出来:更多高质量青训比赛、更清晰的教练培养与上升通道、更稳定的俱乐部治理、更专业的评价标准。与此同时,在足协体系可直接配置的教练岗位(各级国字号与协会梯队等)上,更需要透明、可预期的岗位供给与竞聘机制,以便让教练对“从哪里来、往哪里去”形成稳定预期。至于职业俱乐部端,竞聘机制不可能一刀切,但至少应在教练培养、评价与信息透明等方面,朝着更透明、更可解释的方向推进。这需要足协、中足联与职业俱乐部把愿景落到制度与执行上。否则,“创造机会”也只能停留在口头。

最终,朱炯那句“还是要靠实力说话”,是一种冷静的提醒:结构可以创造机会,但机会只会落在准备好的人身上。而准备好,往往从青训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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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益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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